政协五议

　　一、神秘的小圈子与活跃的大圈子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政协主席俞正声强调：“需要更多更好地搭建平台，拓展民主形式，增加协商密度，让委员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俞正声主席上述对政协自身的民主建设的阐释相当精彩。人大也好，政协也罢，都有特定的功能，不是摆设。如果说，人大主要是让代表替普通民众决定治国大计的话，政协就是让有识之士为治国理政出谋划策的，如果政协委员不愿讲、不敢讲、不讲实话，如果没有充分的讨论、交流和批评，政协的作用何在？

　　前些日子读《恩克鲁玛自传》，听说了一种叫做“圈子”的组织。恩克鲁玛深谙组织和纪律的重要，他在争取黄金海岸独立的斗争中，不仅组建了政党，还建立和领导了比政党更小的称为“圈子”的先锋小组。这个圈子订有章程，章程序言第七条赫然写着：“我接受克瓦米 恩克鲁玛的领导”。圈子不仅要无条件接受领袖的领导，而且要保密，章程的忠诚宣誓中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泄露‘圈子’的任何秘密、计划或活动”。对这个充满了神秘感的圈子，恩克鲁玛自传中语焉不详，但我相信，它在恩克鲁玛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居功不小。恩克鲁玛执政后，沿袭了他的小圈子思路，他片面强调组织和纪律、统一和团结、忠实和诚恳，没让民众享有更多的自由，结果被他人发动政变赶下台。

　　中国的政协也是个圈子，但它是个大圈子，它让中国共产党人与尽可能多的政治力量结成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曾是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能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精神让俞正声主席的上述要求实实在在地落地生根，让政协这个大圈子更活跃，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让更多智慧的头脑在政协这个平台上激荡、碰撞，定会撞出锦囊纷纷，定会有益国计民生，这将是国之大幸。

　　二、敢发言与发好言

　　3月2日，人民日报的人民微评寄语两会代表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共商国是，这是荣誉，更是责任。如果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称是，人民民主如何体现？质询政府，请动真格；会场讨论，何惧观点交锋？代表委员当铭记：你沉默，就是人民失语；你认真，民主才能运转起来！”对这一寄语，政协委员崔永元没沉默，迅即回应“说得很中听。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

　　敢发言是对两会代表委员的基本要求，人民微评的那段话也不是无的放矢。当过五十多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山西劳动模范申纪兰就曾说过“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政协委员倪萍也曾坦言，从来没投过反对票，并把这当成爱国的表现。这两个例子表明，两会上，“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称是”的现象的确存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几十万人里挑一，挑出来参政议政的，如果不认真思考、敢于发言，就辜负了人民的重托。

　　然而，敢发言只是两会民主的1.0版，还应该升级，升到发好言这个2.0版。发好言首先是要注重建设性。做好政协主席俞正声要求的：讨论热烈而不对立，交流真诚而不敷衍，批评尖锐而不极端。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加速分化，不同阶层的人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日趋多元，因此，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多了起来，其中不乏敢说之人。敢言者中，有这样的人，他们容不得他人的存在、看不惯他人的言论，缺乏平等之心、包容之意、妥协之举，言辞极端，追求轰动，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敢说，会导致矛盾激化，从内部撕裂社会，不利于稳定、团结和进步。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该具有更高的参政议政的素质，在参政议政的方式上要为普通民众做出表率，不任意情绪宣泄、不过分追求吸引眼球、不拒绝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交流。

　　与敢发言比起来，发好言要难得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不能只是简单地表明观点，还要做长期、系统、扎实、深入的研究，有理有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建议。今年政协会上，崔永元要提出有关转基因的提案，在此之前，为了解情况，他自费到日本、美国进行了四次调查，有了充分的事前准备，发言才更硬气，建议才更有说服力，才能让别人更看重你的意思。别的代表委员也应该有这股认真劲。

　　期盼两会代表、委员不仅敢发言，而且发好言。

　　三、低级民主与高级民主

　　中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傅成玉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就中西民主有如下表述：“今后高级民主制度将在我们这里产生，西方是低级的民主，我们领导人是逐级选举是接地气的。”，有媒体将其概括为“西方是低级民主，中国将产生高级民主”。

　　把民主分为高级和低级，并把西方民主归入低级一类，这样的表述不妥。称西方是低级民主应该有个比较的对象。纵向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相比，它不低级，横向和当今不少非西方国家相比，也不低级，和未来可能的民主相比，可以说它低级，但是，以现实比将来，这种比法不公平。

　　西方国家的民主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已经相当成熟，它有效地遏制了腐败、限制了权力、使普通公民有机会了解和参与公众事务，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是与民主政治的进步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中，中国的革命者鲜明地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西方国家在权力制约、选举政治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值得他国学习借鉴的，邓小平曾感慨道：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就不可能发生。给西方这样的民主冠以低级的名号，并不恰当。

　　傅成玉委员可能想表达这样的意思：西方国家的民主有问题、有缺陷，不能盲目崇拜，如果是这样，我完全赞成。以美国为例。美国大选花费不菲，而且一次比一次多。2012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总花费高达70亿美元。筹款多少在相当大程度决定了选战的胜败，所以，为赢得选举，就得四处筹款，就得讨好身价不菲、影响力巨大的富人，富人们由此得以影响未来政府的组成和政策的制订。当年小布什进行总统竞选时，有个“先锋”俱乐部在筹款中贡献最大，他上台后，俱乐部中就有43人被任命要职。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维护布什竞选时的主要赞助者----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的大公司--的利益。《时代周刊》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社会。在这方面，美国的民主的确不够高级。中国现行的民主政治实践中，不存在这种赤祼祼的金钱政治，未来的民主发展，也不应该走这样的路。

　　当代国家的治理，不能不民主，但民主的程度和实现的方式要适合于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从民主的程度上看，直接民主比间接民主更高级，但在现代国家这样规模的政体中，实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更可行。民主模式的采用，首先是可行，然后才是高级。

　　未来中国的民主有没有可能比欧美的更可欲？我以为是可能的。台湾学者、“行政院长”江宜桦曾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对人性的预设过于原子化，“只重视私领域的保障而忽略政治参与的道德功能”，他们不“自觉地只以三权分立为宪政主义之惟一体现，这对世界上非西方传统的国家若非形成无知就是无耻的欺凌”，传统中国社会和社会主义思想都强调“政治参与的道德功能”，如果既能充分借鉴人类社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好的做法，又能尊重和吸引中国民主实践中好的因素，重视政治参与的道德功能，的确能建成比西方现行的民主更更高级、而且可行的民主。

　　四、荣誉与履责

　　3月6日，政协的一个小组会上，歌星宋祖英递给诺奖得主莫言一本画册，请他签名，这是政协会星光灿烂的一个缩影。本次政协，姚明、刘翔、张艺谋、冯小刚，众多明星亮相政协，以致搜狐网惊呼：“委员名人年年有，今年明星特别多！”由此引发网友热议：明星到底有没有资格做政协委员？

　　什么人有资格做政协委员取决于政协的定位。根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现在的全国政协是由34个界别组成的，这34个界别中包括文化艺术界、体育界、科技界、社科界、经济界、农业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等等，来自文艺界和体育界的明星代表本界别共商国是，看上去没什么不对。可是，明星委员很心，不时有人因备战奥运、拍电影等原因开会请假，连开会时间都保证不了，能不用说提交高质量的议案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委员的职责。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这么多明星做政协委员呢？因为这是一种荣誉，是对在某一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认可。因为在界别内工作杰出而担任政协委员的不仅是明星，也有像袁隆平这样杰出的科学家。

　　荣誉与履责彼此冲突。试想，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如果不把足够的时间用于体育训练上，怎么能取得优异成绩，一个科学家，如果不集中精力搞研究，怎么可能出成果，一个电影导演，如果不全身心地投入于拍摄，怎么可能出好作品。可是，作为一名本界别的政协委员，理应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研究本领域的情况，反映本部门、本行业的突出问题，甚至对其他部门、其他行业的事情提出意见、建议。成绩骄人的体育明星不一定能胜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 ，为什么不把荣誉和履责分开呢？有的人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贡献非常大，可以给他们授勋，以表示全社会对他们的尊敬，并引导民众向他们学习。这样的人如能专心做本领域的事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大，不必当政协委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邓小平的这段

　　向杰出人士授勋有例可援。在俄罗斯，就设有“为祖国立功”勋章、英勇勋章、“军功”勋章、荣誉勋章和友谊勋章，其中，“为祖国立功”勋章还分为一、二、三、四级，香港特区政府也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授予大紫荆勋章，英国更是有历史悠久、系统规范的荣誉制度。这种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给没时间开会的张艺谋授勋章，认可他的贡献，同时让他专心拍电影，不必参加政协会，找个能较好地反映文艺界呼声、代表文艺界利益、对文艺界确有研究的人担任政协委员，岂不两全其美？

　　五、观点与洞见

　　3月5日，宋丹丹委员在政协会上发言，批评各电视台为收视率在电视节目上的恶性竞争，声称：“各台只竞争收视率,很多节目观众一边看一边骂”，提出：“只有有正确价值观的收视率才是有价值的收视率”冯小刚委员当即反驳：“真实的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人民是最有智慧的。”宋委员敢于发言，冯委员真诚交流，做到了热烈而不对立、真诚而不敷衍、尖锐而不极端。可是，这样交流后，能达到什么效果呢？宋委员知道了冯委员的观点，冯委员知道了宋委员的观点，广大群众知道了他们两人的观点，如此而已。

　　政协是参政议政的平台，会上发言和提交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短短几天时间，上千名委员，有太多的话要说，据葛剑雄委员介绍，联组会上，发言者只有八分钟的时间，这么重要的会议，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人发言，自然会不乏高论妙论，可是，也常听到一些普通民众听着也不入耳的雷人言辞，比如，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运动员获金牌之后不能先感谢爹妈得先谢国家”；运动员的培养当然国家出了力，运动员应该心存感激，但人家先想到爹妈是人之常情。于委员有他的言论自由，普通百姓聊天时，发表这样的观点并无不可，可是，在政协会上发表这样的感言就是浪费社会资源了。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 在《民主及其不满》(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Reflections on Everyday America ）一书中指出，个人观点是单薄的、不可靠的，这种单薄的、不可靠的观点因通讯手段的发达而迅速扩散，导致信息过剩, Overinformed，在这基础上形成的公共观点 PUBLIC OPINION及依此产生的民主决策，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不是要无所不晓，而是要智慧、博学、慎思 （WISE, KNOWLEDGEABLE, PRUDENT)。

　　宋委员和冯委员的交流都是在表达观点，类似的观点我们听得够多的了，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期待的是周到、细致、有说服力地阐释你们的洞见，不然，发言也好，提案也罢，都显得轻飘飘的，既难以让行政机关重视，也不能说服民众，让民众有智识上的提高。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